
1927年12月27日,南昌城内,袁玉冰走完了28年的人生。面对敌人的枪口,他没有低头。这一天,牺牲的不只是一个青年,也是一位把江西进步思想推向社会深处的组织者、宣传者。
袁玉冰1899年出生于江西泰和。家境贫寒,他很早便下地干活,捡柴、割草、放牛都做过。这样的生活没有磨掉他的求知欲,反而让他更早接触到普通民众的艰辛。1918年秋,他考入江西省立第二中学,人生由此出现转折。

五四运动爆发后,南昌一些学校仍沉浸在旧式文风中,对国家危局和社会变化漠然置之。袁玉冰却走出书斋,参加反帝爱国活动,组织演讲和游行,号召抵制日货,批评军阀统治。有人讥讽他是“过激党”,他回答:“既然如此,那就做一个过激党。”
这句话并非一时冲动。袁玉冰在《二十初度感怀》中写道:“矢愿从今立坚志,要为世界主人翁。”诗句背后,是一个青年对时代的判断:旧秩序不主动改变,民众就很难获得真正的出路。
1920年前后,袁玉冰与黄道、徐先兆等人筹建进步团体,最初取名“鄱阳湖社”。经过讨论,社团改名为“改造社”,宗旨是改造社会,使黑暗的旧江西走向光明的新江西。1921年1月1日,改造社在江西省立第二中学正式成立,袁玉冰被推为负责人。

改造社成立后,成员不断增加,方志敏也参与其中。这个团体并不满足于校内讨论,而是创办《新江西》,刊登社会研究、社会调查和社会批评文章。南昌印刷条件有限,稿件还要送往上海排印;经费不足,袁玉冰便发动社员共同筹措。
1921年5月1日,《新江西》创刊。它像一块公开的思想阵地,把青年人的疑问、民众的困苦和社会改革的主张集中呈现出来。刊物只发行到第三期,便遭到当局查封,但改造社已经在江西知识青年中形成了影响。
有意思的是,袁玉冰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办刊。1923年初,他受组织委派到南昌,与方志敏、赵醒侬共同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群众运动。他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、民权运动大同盟,反对李廷玉出任江西省长,推动进步力量走向联合。

李廷玉试图拉拢袁玉冰,派人前去劝说,却没有得到结果。袁玉冰据理力争,拒绝停止活动。随后,他被以“煽动群众、反对官府”等罪名逮捕,关押在江西省军法处。近八个月里,外界持续营救,进步人士和社会舆论都要求释放这位青年组织者。1923年11月,他终于获释。
出狱后,袁玉冰没有停留太久,便前往上海继续工作。有人担心他再次遭到逮捕,劝他以后谨慎一些。袁玉冰说:“人不能只为自己的安稳活着,若能为穷苦人民谋幸福,牺牲也有意义。”这不是漂亮话,而是他后来行动的真实写照。
1924年初,袁玉冰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。1925年冬回国后,他先后在上海从事青年和宣传工作。北伐军占领南昌后,中共江西区委成立,他担任区委委员兼宣传部主任,并参与江西青年工作的组织。

1927年,江西政治局势急剧恶化。国民党右派控制江西省党部和《民国日报》,中共江西区委于是恢复《红灯》周刊,袁玉冰担任主编。刊物重新发行后,发行量由数百份增至5000多份,在当时人口十多万的南昌,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它的传播力量。
然而,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,江西同样陷入白色恐怖。袁玉冰被迫离开南昌,后又奉命前往九江开展青年工作。12月中旬,因叛徒告密,他被捕。敌人既利诱又施刑,企图获取组织情报,却始终没有如愿。
12月27日,袁玉冰在南昌遇害,年仅28岁。与他并称“江西三杰”的赵醒侬早已在北伐时期牺牲,方志敏也在1935年1月被捕后遇害。三个人走过的道路不同,却都把个人命运交给了江西早期革命运动。袁玉冰留下的,不只是一个烈士姓名,还有改造社、《新江西》和《红灯》所连接起来的那段思想启蒙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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